名编之死

我曾给自己立下一个规矩，凡有我认识的文友去世，都要为他们写上一篇悼文，送送行。这些年来，中国作家们英年早逝的，已越来越多，我这个年龄段的，已经有了路遥、邹志安等好几位，不似前些年，去八宝山的，还全是远远的文坛泰斗、作家前辈。现在文友们之间的话题，也早已由“谁谁谁结婚生子”，逐渐演变成为“某某某生了病”、“某某某去世了”一类。人已到中年，天、留、我、不、留？！

如此，1993年，我写了《佘树森教授身后事》；1995年，我写了《哭别吴方兄》；1996年，我写了《哭李佩芝》。这一回，是轮到周介人了！

其实，我与身为《上海文学》杂志主编的周介人先生，并不是很密切的朋友，他与我不是一代人。他是前辈，当我还猫在学校图书馆里读“子曰”时，他就已然是蜚声文坛的名编辑了。我只与他在1990年见过一面，谈过两个多小时的话，那是后辈小编辑对前辈名编老师的虔诚讨教。后来他回到上海后，寄来一本他的著作《新尺度》，还有一封信。以后又通过几次贺年卡和书信，如是而已。

一年前，介人先生生病入院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北京。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当时传话者对我的描述：周介人去看病，大夫们吃惊地说：“都病成这个样子，怎么还在上班啊！”大夫们在诊断书上写的是：“肾衰竭”，稍有医学常识的人都知道，这种病百分之百是累出来的。介人先生实在是累惨了，累垮了，这一入院，他就再也没有出来！

猛听到他去世的噩耗，一种兔死狐悲的痛楚，阴鸷地袭上心头，久久盘旋不去。我不由自主地说了一句：“又一位做编辑的悲惨结局！”回到家里，翻出他送给我的那本小书，里面还夹着当年的一封信。书很薄，只有7个印张；纸很黄，装帧也很简陋，小32开，灰白色的封面，右上方书写着三个朴素的蓝色字———新尺度；左下角有一抽象图案，似乎是一位女神奔向太阳（抑或嫦娥奔月？），但又似乎什么都不是。翻开书，里面有我过去画的阅读红线，有一段这样写着：

“如果说，作家是文学作品的创造者，那么一名好的编辑，应该是一种文学格局、文学小环境的设计者与创造者。……他们不断地调整自己头脑中的文学格局，并且千方百计为那些变量因素在新的文学格局中找到一个称心的位置。”

展开信，我的目光久久停留在这样一句话上：“您能如此理解我们当编辑的甘苦，我一下子觉得缩短了心理上的距离。”

唉，介人先生啊，他是多么善良，处处都自觉地把“甘”字放在“苦”字之前，以示对编辑工作的爱恋。其实呢，谁不知道做编辑的是一份苦极了的差事，一位评论家朋友昨天还在对我说，“在中国，编辑算是比较惨的行业，工资又低，工作又累，还没有编稿、改稿的自由。”（过去曾有一位名作家留下了一句名言———“改我一字，男盗女娼”）著名作家茹志鹃也曾这样描述编辑：“你的成功，消亡在别人的成功之中；别人的失误，你却要分担惩罚。”

介人先生一直在《上海文学》常务副主编任上，直到他生病入院以后，终被正式任命为主编。在近20年的时间里，他为这本全国“四小名旦”之一的纯文学刊物，可真是熬干了心血熬白了头发熬出了满脸的皱纹。“日常的编辑工作不仅要把好政治方向关，而且还面临着艺术水准与经济效益的生存竞争。”特别是纯文学期刊近年来所承担的越来越沉重的经济压力，压得他一刻也喘不过气来。每次我去信问他的近况，回信总是“经济压力太大”。是啊，在越来越商品化的大上海，在精明人做生意赚大钱的大上海，没有钱，你拿什么留住好编辑，拿什么赢得好稿件，拿什么保证刊物的高质量？说来可真是难为他了。介人先生又不是巨款、阔商、豪富，不是厂长、经理、开发商、地产商、股票商人、经纪人……你让他上哪儿变钱去？没办法，他只好整天陪着笑脸，榨尽一介寒儒所仅有的那点儿可怜的自尊心，周旋于老总、老板之间，目标只有一个———钱！钱！钱！这份辛酸与屈辱，只有当事人，才能品出个中滋味。

这使我想起，那一年，我们几位编辑交流情况，一位《新华文摘》的年轻编辑，带着无限向往的神情说：“啊呀，周介人的卷首语写得真是漂亮，简直比专门的文学评论还漂亮得多。”

其实，介人先生本来就是一位出色的批评家。他的《新尺度》里，有“小说论”、“批评论”、“创作论”、“编辑论”，均在80年代深刻地阐述了当时文坛的一些理论前沿问题。他还有一本文学评论集《文学：观念的变革》，也在当时产生过广泛的影响。一位著名评论家曾带着钦佩的口气说过：“介人是位真正的评论家。”可惜做了《上海文学》的编辑，特别是做了全面负责编辑部工作的常务副主编之后，他培养起了一大批中青年作家，却淹没了自己的理论才华，直到去世，也再没写出新的著述，于是乎，作家的席位里没有他的位置，作家代表大会也没有他出席，什么这个那个文学奖，亦一概没有他的份。这公平吗？一点也不！可是所有的文坛领导、作家，包括被周介人培养起来的一茬茬文学新人，却一直认为天经地义，一直要求他安心做个好编辑，无私地为文学事业奉献出最后一丝气力———如今，他的确是春蚕到死丝方尽了，可是我们这个世界，是不是太亏待他了呢？！

《上海文学》前小说组组长张重光同志曾经说过：“我本来是可以成为一个好作家的，但是现在更需要好编辑……”

是———吗？！

薄薄一本《新尺度》，一会儿功夫就读完了。我把它放在胸前的书桌上，久久凝视着。不知过了多久，长叹一口气，在“周介人”三个字上画了一个黑框，然后，默默地把它放回书柜里。我又取出自己的通讯簿，同样在“周介人”外面，加上了一个黑框。地址还在，电话号码还在，人却不知身在何处了？唯一可做的，是我把电话号码熟记在心，将来，介人先生，天上相会时再用。